第二章 台湾百年社会变迁与电影发展脉络概述
第二章 台湾百年社会变迁与电影发展脉络概述
2.1 理解台湾的"百年"坐标
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为全书搭建一个宏观的背景框架。台湾百年社会变迁的速度和烈度，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短短一百多年间，台湾经历了从封建农耕社会到殖民地、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体、从农业经济到高科技产业强国的多次跨越，每一次跨越都意味着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剧烈重组。
要理解这种剧变，我们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时间分层"概念。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三层：最底层是几乎不动的"地理时间"——台湾作为一个岛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中间层是缓慢变化但具有结构性力量的"社会时间"——人口结构、生产方式和家庭制度；最上层是快速变化的"事件时间"——战争、政权更替、政策转向。台湾百年变化的独特性在于，三层时间几乎同时加速：地理时间层面，台湾在冷战中被嵌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防御体系，岛内空间被大规模改造；社会时间层面，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被压缩在半个多世纪内完成；事件时间层面，从日据到光复、从戒严到解严、从一党专政到政党轮替，每次政治转折都来得突然而彻底。
正是因为这种"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台湾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带有强烈的历史叠层痕迹。电影作为一种精细记录社会表象的媒介，将这种叠层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2.2 台湾百年社会变迁的六个阶段
为便于后续各章的断代分析，本书将台湾百年社会变迁划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划分依据是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折，而非单纯的自然时间。
2.2.1 日据殖民期（1895-1945）：现代性的强行植入
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启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并非单纯的资源掠夺，而是一场系统性、全盘性的"殖民现代性"工程。
在社会层面，日本在台湾推行了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纵贯铁路（1908年通车）、现代化港口（基隆、高雄）、自来水系统、电力网络、公共卫生体系。到1930年代，台湾主要城市的卫生条件已不亚于日本本土。教育方面，日本建立了从公学校到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成立）的完整教育体系，日语普及率在1945年达到约70%。法律方面，现代司法体系被引入，虽然台湾人与日本人在法律上并非平权。
但殖民现代性的另一面是深刻的剥夺与压制。台湾人的土地被大量征收用于日本资本；工业布局服从日本本土的需求——台湾主要发展农产品加工（糖、米）而禁止发展重工业；台湾人在政治决策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1937年后的"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语、改姓名、参拜神社，试图从文化上消灭台湾人的主体性。
在人口结构上，日据时期台湾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台北、台南、高雄等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但城市空间是"种族隔离"的——日本人居住的"本町"区域与台湾人居住的"城下町"区域在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上存在明显差距（详见：台湾百年日美文化影响报告，第一章）。
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可以被描述为"拼贴的社会"：闽南乡村的农耕传统、殖民者输入的日本现代性、以及城市中若有若无的西方影响（通过日本中转）三者并存，但彼此之间并不融合。这种拼贴感，在日据末期日本拍摄的纪录电影和政治宣传片中被刻意抹去——银幕上的台湾是一个"皇民化"成功的模范殖民地，而真实的台湾社会远为复杂。
关键社会指标：台湾人口从1895年的约280万增至1945年的约600万；城市化率从不足5%升至约20%；日语普及率在1945年达到约80%（学龄儿童）（数据来源：台湾百年日美文化影响报告）。
2.2.2 光复与威权巩固期（1945-1960s）：断裂与重构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这一转变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且充满张力的。
首先是语言的断裂。日语在一夜之间从通用语变为"敌国语言"被禁止，国语（北京话）作为新的官方语言强行推广。对于当时已经习惯日语会话的台湾精英阶层来说，这意味着文化身份的又一次连根拔起。台湾作家叶石涛曾描述这种体验："我们刚刚学会用日语思考，突然又要学习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
其次是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带来的巨大人口冲击。约120万大陆军民随国民政府迁入台湾，使台湾人口在短短两年内激增约20%。这批"外省人"不仅带来了人口的增加，更带来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军事体制的物理搬迁。台湾社会原有的殖民后期"拼贴结构"之上，又被叠加上了一层"移植的中华民国体制"（台湾百年日美文化影响报告）。
在政治层面，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在台湾社会留下了至今未能完全愈合的创伤。1949年颁布的戒严令一直持续到1987年，长达38年的戒严使台湾社会处于高度政治化的状态。
经济方面，1950年代台湾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同时美国的经济援助（1951-1965年间共约15亿美元）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关键资本。1960年代，台湾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加工出口区的设立（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区）开启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序幕。
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基本特征是"高压下的稳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控制严格，但经济持续增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严密的审查制度下，公共表达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矛盾被压制在水面之下。这种"表面的平静"与"暗涌的张力"，恰好是电影这一媒介善于捕捉的东西——健康写实主义电影中田园牧歌般的农村图景之下，隐藏着对现代化和变革的隐秘渴望。
关键社会指标：台湾人口从1945年的约600万增至1969年的约1,400万（含自然增长+移民）；人均GDP从1950年代不足200美元增至1960年代末的约400美元；识字率从1945年的约40%升至1960年代末的约85%。
2.2.3 经济起飞与威权松动期（1970s-1980s）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转折点。1971年退出联合国、1979年中美建交，台湾在国际上面临连续的外交挫败。与此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使台湾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0年代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黄金时期。纺织品、电子零组件、鞋类、玩具等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台湾的工厂运往全球市场。到1980年代，台湾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人均GDP在1988年突破6,000美元，进入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经济起飞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全方位的：
城市化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台北在1970年代人口突破200万。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消费文化开始兴起。1979年台北的西门町、中华商场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咖啡馆、迪斯科舞厅、MTV包房等消费空间大量涌现。
教育水平的飞跃。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到1980年代中期，高中升学率超过70%，大学数量从1970年的9所增至1985年的28所。教育普及催生了"中产阶级意识"和"本土文化自觉"。
传媒的扩张。1970年代台湾电视普及率迅速攀升，电视作为新的影像媒介进入家庭，与电影形成了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1975年台视、中视、华视三台鼎立的格局基本形成。
社会运动的萌发。1980年代初期，台湾开始出现环境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妇女运动等新型社会运动，这些被统称为"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觉醒，为解严做了准备。
政治上，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任总统）。蒋经国推动的"本土化"政策——包括大量提拔本省籍官员、开放党禁报禁——为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铺平了道路。但威权的松动是渐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的发生和后续大审，显示了体制对于政治异见的强硬态度。
在社会心理层面，1970年代台湾人面临着一种"双重焦虑"：对外，国际孤立带来的身份不安全感；对内，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体制滞后的矛盾。琼瑶文艺片的爱情乌托邦、校园民歌运动的纯情叙事、以及健康写实主义中对于"和谐"的执着，都是对这种焦虑的特定回应。
关键社会指标：人均GDP从1970年的约400美元增至1988年的6,300美元；城市化率从1970年的约55%升至1980年代末的约75%；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约40%。
2.2.4 解严与民主转型期（1987-1990s）
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也开启了台湾电影史上最为多元、最具活力也最不安定的十年。
解严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大。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议题——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族群矛盾——突然可以在公开场合讨论。电影审查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尺度明显放宽。1989年《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上映，这在此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变化是政党政治的形成。1986年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在戒严结束前"非法成立"，随后在1989年的立委选举中获得相当席次。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实现了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政治竞争的白热化，使族群议题、统独争议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这些也直接反映在同一时期的影视创作中。
第三个变化是社会价值的剧烈重组。传统家庭伦理受到个人主义的冲击；性别平等意识迅速普及（1996年《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原住民和客家文化复兴运动兴起；环保意识高涨。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同时经历了"自由化的狂欢"和"认同的焦虑"——一切都可被质疑，但一切都不再确定。
经济层面，1990年代台湾继续向高科技产业转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1980年设立）的成功，使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枢纽。1990年代末，台湾的半导体制造产值已居世界第四。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大量外移至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的产业模式。
在电影产业层面，解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繁荣——恰恰相反，由于电视媒体和录像带的冲击，以及好莱坞电影在台湾市场的强势扩张，台湾电影的票房份额在整个1990年代持续下滑。1994年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已跌至不足5%。这既是产业的危机，也为21世纪初台湾电影的"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关键社会指标：人均GDP从1988年的6,300美元增至2000年的14,700美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约30%升至2000年的约55%；本土电影市场份额从1980年代的约30%降至1990年代末的不足5%。
2.2.5 政党轮替与全球化深化期（2000s-2010s）
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同步深化"。
全球化方面：2002年台湾加入WTO，进一步开放了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台湾高科技产业与美国的深度绑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链——使台湾在全球化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2005年以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扩大，大量台商和台湾文化工作者移居大陆。
在地化方面：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成为社会主流。闽南语文化的复兴——从台语电影的重新发行到闽南语流行音乐的复兴——与"台湾主体性"的政治论述相互呼应。同时，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眷村文化等多元族群的"文化平反"运动也在同步推进。
政治上，2000年代是"蓝绿对抗"加剧的时期。政治新闻占据了传统媒体的主要版面，族群政治和统独争议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轴线。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后，两岸关系一度缓和，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但2014年太阳花运动后，两岸关系再次趋紧。
社会价值观方面，台湾在2000年代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自由化。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性别意识、环保意识、动物保护意识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年轻世代中迅速普及。
在这个阶段，台湾电影经历了"U型反转"：2000年代初谷底的低迷之后，以2008年《海角七号》为转折点，台湾电影迎来了被评论界称为"台湾电影文艺复兴"的新浪潮。本土题材、在地叙事、类型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关键词。
关键社会指标：人均GDP从2000年的14,700美元增至2019年的25,900美元；城市化率在2010年代稳定在约80%；2019年台湾电影市场份额回升至约10%。
2.2.6 当代台湾（2020s-）：疫情、数码转型与新常态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尤其显著——影院关闭、拍摄中断、国际影展取消。但与此同时，流媒体平台（Netflix、Disney+、HBO Asia）在台湾的快速扩张，改变了内容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台湾剧集《华灯初上》（2021）、《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想见你》（2019）等在Netflix上的全球传播，标志着台湾影视内容从"内销"向"出海"的转变。
在社会层面，疫情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数码鸿沟"和"世代鸿沟"。远距工作和在线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消费模式的转变——从实体消费到在线购物、从影院观影到流媒体追剧——正在重塑文化产业的形态。
关键社会指标：2023年台湾人均GDP约33,000美元；互联网普及率约90%；Netflix台湾订阅用户约200万户（2023年估计）。
2.3 台湾电影百年：产业演变概览
在理解社会背景之后，我们有必要对台湾电影产业自身的演变做一个简要的扫描——因为产业的结构性变化，直接决定了"什么电影能被拍出来、被谁看到"。
2.3.1 日据时期的电影：宣传与启蒙之间
电影在1895年（电影诞生的同一年）即传入台湾。日据初期，电影放映由日本商人控制，主要在日本人和台湾上层社会中传播。192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运动，电影作为"社会教育"工具得到了台湾本土精英的关注。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特点是"双重性"：一方面，日本殖民政府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1930年代以后，大量宣传"皇民化"和"战争动员"的影片被强制放映；另一方面，电影作为"现代性"的载体，给台湾人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经验：银幕上的火车、城市、西式建筑成为台湾人想象"现代生活"的重要素材。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望春风》（1938，日本松竹拍摄的台语歌曲短片）、《莎韵之钟》（1941，日本松竹拍摄，李香兰主演）等。但严格来说，日据时期缺乏由台湾人主导创作的剧情片——台湾人在电影生产中处于"被拍摄"的从属地位。
2.3.2 台语片时代（1955-1970年代初）：第一个黄金期
1945年光复后，日本电影人员撤离，台湾电影产业几乎从零开始重建。1950年代中期，随着台语片《薛平贵与王宝钏》（1956）的票房成功，台湾迎来了第一次本土电影的繁荣期——史称"台语片时代"。
1955-1965年是台语片的黄金十年，年产量从寥寥无几增长到1965年的约120部。台语片以闽南语发音，内容以传统戏剧、民间故事、家庭伦理剧为主，辅以少量的社会写实片，主要消费群体是中下阶层的闽南语观众。台语片的生产中心在台南、台中等地，形成了一个与台北国语片市场并行运作的"影子产业"。
台语片的意义在于它是台湾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虽然技术上粗糙——许多影片的制作周期仅有两周，但台语片忠实地记录了台湾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宗教习俗。今天看来，这些影片本身就是极其珍贵的社会学档案。
台语片的衰落同样迅速。1960年代末，随着电视的普及（1962年台视开播）、国语政策的推行和电影技术的升级（彩色宽银幕），台语片的市场空间被挤压，产量和票房均急剧下滑。到1970年代初，台语片时代基本结束。
2.3.3 健康写实主义与政宣电影（1960s-1970s）
与台语片的民间自发生产并行，1960年代台湾的官方电影政策推行了一条"健康写实主义"路线。"健康写实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意涵——"写实"意味着影片要反映台湾社会的真实生活，但必须"健康"（即乐观向上、回避社会矛盾和政治敏感话题）。
1963年，中央电影公司（中影）在李行的《街头巷尾》等影片中实践了这一路线。阮凤的《蚵女》（1964）被誉为健康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影片拍摄于彰化沿海，用纪录片般的手法记录妇女们在海边养殖牡蛎的日常生活。但即便在这样的影片中，农村也被呈现为和谐、勤劳、快乐的空间——看不到压迫、不平等和苦难。
健康写实主义在1960-1970年代生产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包括李行的《养鸭人家》（1965）、《秋决》（1972），以及一系列抗战题材和反共题材的政宣电影。这些影片虽然在艺术性上参差不齐，但它们共同建构了一个"健康的台湾"的官方叙事——一个正在党的领导下和谐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
2.3.4 琼瑶文艺片与通俗商业片（1965-1980s）
1965年，琼瑶的小说《烟雨濛濛》被搬上银幕，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琼瑶电影时代"。琼瑶文艺片的核心受众是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女性。影片以爱情为绝对主题，背景多设置在城市中产家庭，服装、场景、音乐都十分精致。
琼瑶电影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精准地对应了1960-1970年代台湾城市中产阶级的"情感困境"——在传统伦理（父母之命）与现代价值（自由恋爱）之间挣扎的年轻人，在琼瑶的电影中找到了情感投射。琼瑶影片中"爱情至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对戒严时代压抑的政治氛围的一种"温柔的逃避"。
1970年代的另一条市场主线是武侠片。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1967）、《侠女》（1971）、《忠烈图》（1975）等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水平的武打设计结合起来，在国际上为台湾电影赢得了声誉。但武侠片的社会写实性较弱，本书不会将其作为分析重点。
2.3.5 台湾新电影运动（1983-1990年代初）
1980年代初，台湾电影面临着"产业危机"——电视的冲击、观众的流失、好莱坞的竞争——但同时也孕育着一场"美学革命"。一批年轻的导演——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张毅、王童——开始以写实主义的电影语言，拍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作品。
1983年的《儿子的大玩偶》（侯孝贤/曾壮祥/万仁联合导演）被视为新电影运动的起点。这部三段式影片以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台湾农村和城市底层的生活，完全推翻了健康写实主义对农村的"美化"。接下来，《风柜来的人》（1983）、《童年往事》（1985）、《恐怖分子》（1986）、《恋恋风尘》（1986）、《桂花巷》（1987）、《悲情城市》（1989）等一系列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
新电影运动的社会学含义是多层次的：
第一，它用写实主义的镜头"重新看见"了台湾。在健康写实主义中，台湾是一个被美化的田园；在政宣电影中，台湾是一个反共堡垒；在琼瑶电影中，台湾是一个爱情乌托邦。新电影打破了所有这些"幻象"，让观众看到了真实的台湾——脏乱的街道、破败的乡村、沉默的边缘人。
第二，它回应了1980年代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觉醒。新电影大量使用台语对白（这在威权时期的银幕上是被限制的），关注台湾本地的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杨德昌拍台北的中产阶级，侯孝贤拍南部的农村。这种"在地化"的电影视角，与同期台湾社会的"本土化"趋势是同构的。
第三，它引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侯孝贤标志性的长镜头和固定机位、杨德昌的多线叙事和冷峻空间构图，都反映出与世界电影美学前沿对话的自觉。这种形式上的突破，本身就是"观念解放"的银幕表达——当导演不再按照官方教条和商业公式拍片时，台湾电影第一次真正"现代"了。
新电影运动的经济效益并不好——许多影片票房惨淡，引发了"台湾电影死了吗"的社会讨论。但它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后来的导演们开辟了创作空间，塑造了台湾电影的"作者传统"，并确立了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存在感。
2.3.6 1990年代：低谷中的多元化
新电影运动消退之后，台湾电影在1990年代进入了"漫长的低谷"。本土电影市场份额一度跌至2%以下，每年生产的剧情片不足30部。产业层面，中影等国营制片厂陷入财政困境，民间制片力量尚未成熟。
但低谷并非空白。1990年代的台湾电影在艺术探索和社会意义两个层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成就。蔡明亮以《青少年哪吒》（1992）、《爱情万岁》（1994）、《河流》（1997）等作品，开创了一种"慢电影"美学——以极长的镜头、极少的对白、极缓慢的叙事节奏，描绘台北都市底层的孤寂与疏离。蔡明亮的镜头是冷酷的，但也是诚实的。
张作骥以《黑暗之光》（1999）、《美丽时光》（2002）等作品，关注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陈国富以《征婚启事》（1998）、《双瞳》（2002）尝试类型片的现代化。林正盛以《爱你爱我》（2001）记录年轻人北上务工的社会流动。这些创作虽然在市场上默默无闻，但在艺术上为2000年代的"台湾电影文艺复兴"积累了能量。
2.3.7 台湾电影文艺复兴（2008-2020s）
2008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以5.3亿新台币的票房打破了台湾电影市场的沉寂。这部将爱情、音乐、本土文化融为一体的影片，引发了台湾观众对本土电影的"报复性消费"——人们突然意识到，台湾人自己拍的电影也可以如此好看。
《海角七号》的成功不是孤立的。随后，钮承泽的《艋舺》（2010）以青春黑帮片的形式回归台湾历史，钟孟宏的《第四张画》（2010）以冷峻的镜头关注儿童暴力议题，陈玉勋的《总铺师》（2013）以台菜美食为媒介书写台湾的乡土记忆，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掀起了青春片浪潮。2015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标志着台湾电影的艺术高度依然顶尖。
201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影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2017）以黑色幽默揭示了台湾底层社会的荒诞与残酷；杨雅喆的《血观音》（2017）以金碧辉煌的画面包裹了一个关于政商勾结的黑金寓言；徐誉庭的《谁先爱上他的》（2018）以喜剧外壳讨论同婚议题；钟孟宏的《阳光普照》（2019）在家庭伦理片的框架中呈现了台湾中产家庭的压力与创伤。
与此同时，电视剧领域也出现了"新台剧"的现象。《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以无差别杀人事件为起点，讨论了社会正义、媒体伦理、精神健康等议题，在Netflix上线后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想见你》（2019）以穿越剧的形式，缝合了千禧年前后的台湾社会记忆。《华灯初上》（2021）以1980年代台北林森北路条通文化为背景，讲述日式酒店妈妈桑和小姐的故事，充满了时代还原的细节——从服装、发型、室内陈设到当时的社会氛围。
这些影视作品共同的特征是：直面台湾社会的真实议题，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太平。它们标志着台湾电影/电视剧已经走出了健康写实主义的"美化传统"和琼瑶文艺片的"爱情神话"，开始用成熟、复杂的叙事语言，展开与当代台湾社会的对话。
2.4 电影与社会的"对位法"
回顾台湾百年社会变迁与电影发展，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对位法"（counterpoint）：社会越压抑，电影中"逃避现实"的倾向就越强——健康写实主义的田园牧歌、琼瑶文艺片的爱情乌托邦，都是对社会压力的美学化转移；社会越开放，电影直面现实的勇气就越大——新电影运动的写实主义、当代台湾电影的社会批判，都得益于政治空间的松弛。
但这绝非"环境决定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创作者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李行在健康写实主义的框架中拍出了有温度的乡村生活；侯孝贤在还未解严的时代就敢于暗示历史的创伤；杨德昌用冷峻的镜头解剖台北中产阶级的虚伪——他们在创作条件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保持了对社会的诚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电影不仅是社会的镜子，更是社会的探针——它探入那些被官方叙事遮蔽的角落，探入那些被常规统计忽略的情感，探入那些在公众讨论中被视为禁忌但私底下人人皆知的生活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选择"以电影说社会"的方法路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逐一走进台湾电影的百年长廊，从每一个时代的银幕光影中，寻找社会的印记。
